顾准与千疮百孔的上海财经

2022-04-19 | 来源:《春秋》| 浏览:

对于顾准这个名字,人们并不陌生。他是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他在江南作为财经奇才的经历,几乎很多人都耳熟能详:16岁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19岁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34岁开始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和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尤其重要的是,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眼中,他还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顾准

由此,人们可能知道他是在吴侬软语里出生、在十里洋场上长大的南方人,不一定知道他还曾长期在胶东半岛转战、在鲁中平原驰骋,是一位先后担任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的山东解放区领导干部,是担任总队长并带领3000多名青州总队成员南下接管大上海财经系统的北方南下干部。

怀远集训——被赞“倚马可待之才”

怀远位于淮河和涡河交叉口,是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鱼米之乡。1949年春,从北方南下的青州总队抵达江苏怀远,分别住宿在县城与附近农村。

作为青州总队的总队长,顾准安排约 3500 余名财经接管干部分成9个单位学习。主要学习文件包括:《入城纪律守则》,上海地下党转来的情况介绍,上海社会常识(如什么叫工会、公会,什么叫租界,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紧急编写的《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新区工作学习提纲》《城市政策》,华东局前方工作委员会编发的外国传媒介绍国际形势的电讯,等等。顾准还将从华东局会议上带回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及时进行传达。

怀远集训时,大家都很兴奋,七嘴八舌地表达意见,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经常让顾准进行概括。顾准很讲民主,总是笑呵呵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然后进行归纳。他有超群的概括能力,每次都能用逻辑性很强的语言,充分反映争论焦点和各方论据。很快,他就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那时,接管干部都聚集在农村露天谷场学习。一天,新剃了一个安徽“笆笆头”的顾准,坐在一张农家粗木方桌前,刚作完报告,正提起一只农家常用的怀远瓦罐,要给身边的战友陈先(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计委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和自己倒茶,一位姓康的随军记者,眼明手快地举起照相机,为他拍下了一张富有生活情趣的照片。怀远集训进行得轻松热烈,各个学习点经常传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声笑语。

当时,许多干部都不敢在这样高层次的会议上随便发言。顾准领导经验丰富,文化水平高,又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在讨论会上惹人注目地唱了好几次主角。陈毅不断鼓励他充分发挥,顾准神采飞扬,用口若悬河的精彩发言,譬如如何恢复工商业生产贸易,如何与各界民主人士联系,如何征收税款、繁荣新上海……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许多建议,最终都被华东局及时采纳了。陈毅高兴地夸奖道: “顾准确有倚马可待之才,足见平日的积累!”

接管上海财政——汪维恒配合顾准演“双簧”

1949年大军云集江苏丹阳,国民党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已经成为人民军队的囊中之物,唾手可得了。由于上海是旧中国最现代化的经济中心,被外国人誉为“东方纽约”——当时全国二分之一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集中在上海,世界各主要国家在上海都有投资,上海经济有全国“半壁江山”之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图为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

需要接管的财经系统庞杂凌乱,有市财政局、财政部税务署、上海直接税局、上海货物税局、地政局等所属系统;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业等银行以及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印刷厂、造币厂等;海关、信托、商检以及官僚资本企业等;私营工商业管理;轻工业如纺织、烟草、油脂、制革、糖业、粮食等企业;造船、机器、化工、电力、资源等企业和仓库;水产、渔业、畜牧、桑蚕、农机等企业和仓库;京沪铁路管理局所属机构和津浦、陇海、平汉等路局驻沪机构;邮政和电信各部门;国际电台;航政、船舶调配、油轮、造船修配、码头仓库等设施;公务局及所属公园、体育场、天文台以及公路总局所属机构;公用局所属和公交、自来水、煤气燃料等机构;伪敌产清理局、中央信托局等所属部门。需要研究的事项也是千头万绪,比如:金圆券与人民币按什么比价兑换?两白一黑(米、棉、煤)如何运进上海?如何保证水、电供给以及交通畅通?如何恢复商店供应?如何征收工商税款?如何保护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如何救济难民?还有,第一天的新闻如何发布?珍贵文物与图书如何保护?垃圾如何处理?监狱里的各种犯人如何处置,等等。

总之,顾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缺少“奶水” “嗷嗷待哺”的“大娃娃”(陈毅语),是个经济上千疮百孔、捉襟见肘的破败城市。尤其面临着窘迫的境地:国民党留下的仓库里,大米仅够市民半饥半饱吃半个月,燃煤至多只够全市烧 7天,棉花只能维持主要纱厂开工1个月……

所以,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断言:共产党在经济上绝无起死回生之力,没有外国资本和洋煤、洋油、洋米、洋面、洋棉、洋机器,中共在上海维持不了多久!国民党至迟在1950年中秋节,就可以回上海来吃月饼!

1949年5月6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丹阳主持召开了上海接管干部会议,来自各地的财经精英会聚一堂。除了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外,还有相当一批财经领导干部,这些顾准的上级和同事,很多都和顾准一样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和不平凡的背景。此外,还有一些是以上海滩大老板的身份为我党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如卢绪章、吴雪之等。接管后,他们都被吸收为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成员。当时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了每个成员的审定,他将这个机构称为“人才荟萃之地”。

5月25日晚11时至26日凌晨,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进驻到南京路著名的金门饭店办公与住宿。他们虽穿着和野战军战士一样的黄布军装,但却是一批特殊的战士。29日,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下发关于要求军代表与人民保安队做好接管交接工作的通知。

顾准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

出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的顾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大上海的财政、税务等各部门分别实行了军事接管。在接管财政局的时候,发生了上海整个接管工作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情。当顾准身穿崭新的细布军装,足登青布鞋,率领朱如言(接管后担任上海财政局副局长兼税务局副局长)、谢祝珂(接管后担任地政局副局长)、蔡兆鹏、彭斌等接管干部,在武装护卫下来到财政局时,中共地下党财政局纠察队队长王伟鼎代表地下党组织向顾准等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将顾准引入豪华局长室。顾准在局长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佳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以及主要官员张兴国、俞忠栋等依次上前,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这时,汪维恒突然要求和顾准单独谈一会儿。顾准沉思了片刻,同意了他的要求。汪维恒避开众人后,悄悄告诉顾准,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潜伏在沪的情报干部。

汪维恒,1924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工作,经浙军上司陈良推荐,一直升到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军需部部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中共党内的单线联系人却没有如约前来找他,就此断了关系。1938年夏,李克农从沙文威处获知,汪维恒在国民党军队里已经越混越红,便派沙文威秘密前去与他恢复了联系,汪维恒遂成为李克农领导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干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搞摩擦”,是他直接向周恩来提供了国民党全国军、师番号与实力配备等重要情报。内战开始后,他在陈诚的举荐下,升任少将军需署长,曾借视察大别山、河北与东北之机,将大别山战役、辽沈战役中的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潘汉年和沙文威,转送中共中央,立下了大功。1949年4月,他从新的潜伏地台湾辞职回沪“休养”,在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时,却反被陈良委任为上海市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汪维恒低声告诉顾准,他对解放军来财政局接管,早已做好了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只等接管干部上门,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送潘汉年本人,但是,他已经好几个月找不到暂离上海的潘汉年了。顾准闻言会心一笑,潘汉年正是昨天才和大家一起从丹阳回到上海的。顾准弄清情况后,便与汪维恒约定妥当,一起回到局长室。

为了保护情报干部的生命安全,顾准当着众人的面,和汪维恒一本正经地上演了敌我双方交接的戏码。汪维恒对顾准行了深度鞠躬礼。顾准严厉地问道:“你就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吗?”“是。”汪维恒毕恭毕敬地回答。“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如何?”顾准问。“完全照办了。”汪回答。“局里的财产和档案呢?”顾准又问。 “完好无缺,请一一核查。”汪低头回答。顾准大声地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现在接管上海市财政局!”汪维恒一听顾准下令,立即让随员传递大印、钥匙和花名册等,由他双手呈送顾准……当在人前完成全部接管手续后,顾准关上房门,禁不住哈哈大笑,马上派出得力武装,把汪维恒秘密送往潘汉年处。

不久,经中央社会部批准,汪维恒的身份解密,根据他本人的要求,从情报战线转业到地方工作。汪维恒被任命为新上海的直接税局副局长(后改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长、房地局局长),专门协助顾准开展新上海的税务工作。从此,汪维恒成为顾准的亲密同事,共同撑起了上海这“半壁江山”的半个天——经济命脉。

巧施妙计——大批著名建筑收归国有

上海开埠后,外国列强于1845年强加给中国一份篡改要义的《上海土地章程》。他们先将其中的“居留地、局部租用地”改译为外国具有一切主权的“租界”,继而又将“永租”变为“绝卖”,完全无视中国的所有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及“道契”“租记”规定。1854年外国列强又单方面制定《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以工部局取代清朝政府,正式行使一切权力。尽管这些条约均早已作废,可是,汪精卫于1943年依靠日本向英、美、法收回租界时,却无法解决大量遗留问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虽然对租界的外国建筑开征地价税,但畏惧欧美帝国主义,制定税额不但低,还经常减免,使中国在税收上大为吃亏。

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

顾准凭借对西方财税制度的精通,在1949年10月份提出一个奇妙的设想。他建议地政局局长汪维恒和他联手,以地价税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外国建筑及其占地。顾准的依据是,新上海的税务、财政、地政三局,完全可以联合行动,对租界黄金地段上的外国建筑,按新拟标准征收地价税。汪维恒极力支持顾准这一独创性的想法。市委研究顾准的报告后,也立即复文批准,并指定市外事处处长章汉夫(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市外事处一科副科长梁于藩(后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等人协助进行。1950年以后,由新处长黄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协助。

于是,顾准参照西方会计界的国际纳税惯例制定了《税务概要》,在上海大张旗鼓地对大批外国著名建筑开征地价税等。而这些昔日被用作灯红酒绿娱乐场所的建筑,在解放后多数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其外国老板已经无法照章纳税。顾准进而指示税务局查实了这些外商所欠税款及滞纳金,便依法将催缴税款的通知,像“十二道金牌”一样连连发出。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些曾经巧取豪夺租界地皮的外国产权人,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顾准是“敲骨吸髓的税务魔鬼”,一边无可奈何地将大批豪华建筑拱手奉还,用以抵消他们所拖欠上海市政府的各种应缴税金。据说,当时英国内阁接到在沪商人的告急报告,曾专门开会研究对策,却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实地表态: “对此,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段时间内,欠税的各国外商纷纷委托上海地政局(房地局)专门成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代办房产抵消税金的法定手续,场面简直热闹非凡,当时情形让每个中国人都扬眉吐气。

据陈敏之、史美范(原外事处干部,曾参与拟写地价税文件)、顾伯颍(原地政局、房地局干部)、梅洛、顾树桢等人回忆:顾准征收地价税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还调阅了大量陈旧的“道契”,参考了抗战胜利后的《中美善后条例》等外交条款,并通过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后为外交部副部长),取得“部印周批”特批件,文件上既盖有外交部大印,又有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字。因此,当顾准铁面无情地把“十二道金牌”一一发出后,在沪外商统统无话可说。顾准翻阅着一大沓依法办理的外商产权房收归国有登记表,大笑着说: “这个案,可是永远翻不过来的啊!”顾准以这种巧妙方式回收的主要建筑有: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法国总会(今花园大酒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这幢77米高的大楼,先由顾准派梅洛以市政府名义向外商租借,后以地价税合法收归国有)……其范围之大,足令后人咋舌。这一大批外国资本长年侵占的用地以及著名建筑,被上海新政府轻而易举并合法地收归国有,至今仍是税务界的一大美谈。

大刀阔斧——经济大局趋于稳定

除了财政局、税务局局长外,顾准当时还兼任了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委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财经分党组书记等数职。其所分管的财政、税务,没有一项不直接关系到新上海的稳定和生存。

治理好上海,陈毅市长和顾准等人都有充分的信心。可是,接管初期的关口却十分难熬。无奈,陈毅和邓小平、曾山等人商议后,以市政府的名义从华东财委的金库里借出一笔数目可观的暂用款,帮助上海经济复苏,并维持新政府的日常开销。顾准非常清楚,陈毅向华东财委借款只是临时措施,从长远来讲,上海非但不能靠借款过日子,还得在经济上承担全国的半壁江山。

尽管后来采取了禁止银圆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非常手段,但要长久稳定人民币币值,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华东财委和市政府研究出三个办法:一是繁荣上海的工商业生产与流通;二是积极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三是以财政手段合理调度、管理资金。三方面工作中,两方面与顾准有关。

顾准全家福,1958年摄于北京

华东财委与上海市政府“经济分家”后,上海市只分到被接管企业中的极少数国营企业,如公用系统的水、电与交通企业,因此税源受到制约和限制。那时,连做棒冰等食品的益民食品公司也划在华东财委名下,归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副部长孙冶方直接管理。为此,顾准曾以开玩笑的口吻与汪道涵商量:能不能把“棒冰”还给上海?但是,华东财委也只能维持现状,因要贴补的地区实在太多了。这样,上海的资金来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全部依靠税务工作,顾准身上的担子很是繁重。

顾准针对上海部分工商业、特别是商业仍然开业的现况,迅速安排了税收计划。为了迅速开展工作,他经中央同意,去除苛捐杂税后,基本沿用国民党制定的税法、税种作为税收依据。他又大胆采纳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提出的直接税临时税收方法:“自报实缴,轻税重罚”,税户自报应缴税额,由税务局抽查稽核。税率定得比较轻,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而违法不缴,则科以重罚,严肃法规。这种税收方法的好处是,给正在复苏的私营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条件,在大量新税务人员尚未熟悉业务的情况下,也可以马上开展工作。顾准把这一切布置就绪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行动了。

每隔一段时间,顾准以套红署名发布的征税公告,便要贴遍全上海的大街小巷,并在各报频频刊登。当时在上海,出布告最多的,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因为他要不停地整顿社会秩序,确保新政权稳定;另外一个就是税务局局长顾准,因为他要不停地照章征税,确保新政权所需。更巧的是,这两位都是山东南下干部。

由于政策方法正确,顾准在上海税务系统领导的第一阶段虽然十分艰难,最终却旗开得胜。1949年6月至8月间可观的入库税金,不仅为市政府缓解了资金困难,也部分抑制了通货膨胀。陈毅市长和曾山、潘汉年副市长多次赞扬顾准的税务工作做得好。

8月,中央财委主任陈云来上海,主持第一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陈云在其下榻的百老汇大厦专门约顾准畅谈了两次,亲切地询问他离开延安后的种种情况,顾准一一汇报,并特别介绍了上海这一阶段的财政税务工作。陈云对顾准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又对上海下一阶段的税收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顾准对此已胸有成竹,便明确表示有充分的信心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陈云听到顾准如此肯定的表态,十分满意。谈话期间,顾准又向陈云汇报了他对财政平衡、财政推动国有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等问题的设想,并在陈云鼓励下,写成书面报告交陈云带回北京研究。

顾准没有在陈云面前说大话。经过他和大家的不懈努力,自1949年10月起,上海财政收支便取得了平衡,税收实绩也稳步提高。1950年底,统计报表反映,上海的税收额已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2%,为缓解全国财政困难、抑制通货膨胀起了巨大的作用。顾准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还将其改造成为新中国中央政府最大的财源。

(作者:尹飞鹏,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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