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中的沂蒙“南下宝宝”

2022-04-19 | 来源:《春秋》| 浏览:

一群跟随父母南下或在南下征途中出生的宝宝,一生注定要伴随着英雄的沂蒙革命老区的母亲,历经艰辛,走向父母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不算是“老革命”,但却是南下行军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成员。

宝宝们的父母亲,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从沂蒙革命老区随军南下,对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工作的。

1949年7月底,奉中共中央华东局鲁中南区党委的命令,从各地抽调的革命老区的干部们,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南下干部学校学习了两个月后,9月24日从济南出发,南下进军云南。这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沂蒙革命老区的干部,就此踏上了更加崎岖险恶的人生征程。

面对遥远的云南,宝宝们的父母亲满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背井离乡,告别年迈的父母,克服了缺吃少穿、风餐露宿、崇山峻岭、急流险滩、兵袭匪扰、敌特破坏等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历经苏、皖、豫、鄂、湘、黔、滇7省,行程8000里。这段经历,被称为八千里路“小长征”。

从战场上找回来的孩子

这个从战场上找回来的孩子,是沂蒙革命老区莒南县南下干部薛汉鼎叔叔和叶莲荣阿姨的儿子。

薛汉鼎叔叔是 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1947年历尽坎坷,从新疆回到郯城县工作,1949年奉命从新海连(今连云港市)和妻儿南下。叶莲荣阿姨后来留在了留守处。一路上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到达贵阳时,他们的儿子难以存活,叶莲荣阿姨用身上的一件毛衣换了点炼乳才将儿子救活。

他们的儿子在山东一次战斗中差点丢失。儿子经常回忆起母亲讲的那一段战火年代的真实故事:

一次,父母亲和战友们转移,雇了个挑夫用箩筐挑着我一起走。后来碰上敌人,交火打起来,父亲命令赶快撤,撤到安全地带,发现儿子不见了。为安全起见,也怕连累大家,父亲不准母亲及同志们回去找。天黑后,母亲思儿心切,独自一人瞒着父亲偷偷跑回战场。那晚月亮明晃晃的,母亲四处寻找,发现我还在箩筐中,瞪着两只眼也不哭。原来仗打起来时,挑夫丢下箩筐就跑了。母亲赶紧抱着我连夜赶回了部队。

我随母亲南下到了贵阳,母亲再一次救活了我……人世间的慈爱,莫过于伟大的母爱!

我们知道,气候多变的云贵高原山高风寒,十里不同天。叶莲荣阿姨无钱少衣,行李本来就极为简单,她用自己仅有的毛衣换了炼乳。没了毛衣,还能用什么在行军途中给儿子和自己御寒?

然而,当年并不是每个南下的孩子都是幸运的。例如,部队在过洞庭湖时,一对双胞胎诞生了,后坐船过洞庭湖时,由于条件恶劣,脆弱的小生命不耐风寒,不幸相继夭折,悲痛的母亲死抱着孩子不放。上岸后,众战友强行将母子分开,把逝去的小生命安葬在湖岸上。

到达云南玉溪后,几位南下母亲怀抱着带着南下及路上出生的“南下宝宝”与战友们合影

从济南出发时,有些临盆的母亲被安排留守,有条件时再辗转南下。1949年11月,沂南马殿贵叔叔、蒙阴陈明英阿姨走到山东与江苏交界处时,陈明英阿姨生下大女儿,取名鲁生。后来马殿贵叔叔先行到达云南省玉溪专署华宁县,开展接管政权、征粮剿匪工作。陈明英阿姨到达时,公路只通到通海县,她只得抱着女儿与战友一起骑马赶路,白天行进,夜里住庙,走一路问一路,脚都磨破了。终于到达华宁县,全家得以团聚。

被“死马当活马医”的宝宝

1950年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六大队政委孙振华叔叔和马昭霞阿姨的女儿诞生,取名晓云。晓云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母亲在南下开始时被编入六大队二中队。母亲当时正生病,加上怀孕,出现早产征兆,留在济南留守处待产。因打摆子发高烧,怀孕7个多月时将我生下。母亲说由于早产,我生下时浑身是毛,皱如树皮,哭声似猫叫,能否养活,只有听天由命。4月份,在我3个多月时,母亲就带着我跟随留守队,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行军途中母亲任党支部书记。沿途坐火车、换轮船、乘汽车……后徒步跋涉。

在部队的护送下,妈妈身上绑着干粮袋,腰里别着小手枪,肩上前面搭着脸盆,后面搭着衣服尿布,怀中紧紧裹着3个月大的我,艰难前行。沿途我又不争气,晚上常常将母亲给我用作垫被的棉袄尿湿,第二天妈妈把湿棉袄穿在身上捂干后晚上再用。奶水不够,就吃百家奶,喝泡软的干粮。遇到残匪扫射,妈妈就将我护在身下……船到四川万县时,由于一路恶劣的条件,几个月的我患了肺炎,高烧不退,因为缺氧,嘴巴发青。送至万县医院,医生说已无抢救价值,不愿意收治。军管会出面给医院施压,严肃地说这是军队的孩子,要死马当活马医,必须全力抢救!医院无奈,将我收入走廊。经过艰难的救治,总算保住了性命!但留下了气管炎、肺气肿等后遗症。

1949年10月底,云南支队到达长沙后进行休整,大部队开始步行进入云南。11 月中旬留守队乘火车至湘潭,为了不影响大部队行进,将一些体弱有病和怀孕的妇女干部留下来,在湘潭县易俗河成立了留守处。那些未见到孩子出生的爸爸们,随着大部队出发,于1950年2月底先行到达云南,投入到接管政权、征粮、剿匪的斗争中。

在留守处,丈夫与妻子别离,踏上征途,有些竟然成了永别……

南下征途中,沂蒙革命老区的南下夫妻们经常互道珍重。那场景恰似当年沂蒙人民送子弟参军参战的情景再现。舍小家,顾国家,舍性命,为人民,那就是永续流传的“沂蒙精神”!

《在留守处的日子里》,是一位来自一大队医务室、后调到留守处的浙江海宁籍医生朱咏和阿姨写的。她在文中讲述:

我的工作是负责200位病号及孕妇的保健医疗。易俗河地处偏僻,是刚解放的小镇,离县城较远,交通不便,当地缺乏医疗设备,我感到责任重大。病号中大部分是沂蒙老解放区抗日游击队的妇女干部。她们在长期跟敌人的血战中幸存下来,因此遗留着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我为她们做孕妇的产前检查、预产期登记以及预防发生早产的准备……

我们留守处的同志盼望早日能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可是交通太困难了,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但也要经过半个湖南,再横穿贵州及云南东部的几千里漫长战后地区,土匪猖獗,没有强大的武装保护,安全无保障。因此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之前,我们不能轻易行动,且留守处人员都是妇孺病号,只得耐心等待。

排队出生的“柳州宝宝”

留守队的人员在艰难的条件下进程缓慢,行军路线是绕道广西,再去云南。部队进入柳州后,迎来了一群呱呱坠地的“南下宝宝”。

1950年4月10日,莒南县南下干部吴竹林叔叔、梁玉珍阿姨的儿子诞生,这是“柳州宝宝”中的老大,取名笑平。2015年,66岁的笑平感叹:“我母亲生我时刚满27岁,我父亲已经进军云南5个月了。父亲不在,我的名字是由一位南下叔叔起的。他说,云南和平解放,大家高兴,就叫笑平吧,欢笑云南和平解放。”

《南下婴儿“小火车”》,是沂南县南下干部郭长儒叔叔、薛新民阿姨的女儿写的一篇回忆录:

我叫“小火车”。1950年4月17日,当南下妇女干部一行乘火车至广西柳州时,怀胎十月的母亲突然阵痛发作,在大家一阵手忙脚乱的帮忙下,我就呱呱坠地了。因为出生在母亲她们睡觉休息的闷罐车厢里,所以就获得了众阿姨们给起的“小火车”这个小名。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及各位阿姨有时乘坐火车,有时乘坐大卡车,有时停下休整,一路上风餐露宿,非常艰辛。因为当时条件很苦,母亲初为人母也没什么准备,我出生后,一位张阿姨给了一件小衣服,另外一位阿姨给了一块布头,母亲用她的一件旧衣服把我裹巴裹巴抱在怀里,就随部队出发了。

在整个月子中,母亲顿顿是白菜萝卜泡饭,没能吃上一个鸡蛋、一块肉,没能喝上一口红糖水,但这时母亲还是舍不得给自己加营养,用仅发的5角钱给我买了一双小红皮鞋,一直穿到一岁多。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我将铭记终生。

4月24日,苍山县南下干部房永典叔叔、任玉荣阿姨的儿子诞生在柳州,那是“柳州宝宝”中的老三。老家是山东(鲁),走到广西(桂)生的,就叫鲁桂吧。

4月26日,干于县(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南下干部徐广步叔叔和日照县南下干部牟秀春阿姨的大女儿出生,那是“柳州宝宝”中的小妹妹鲁玲。2016年已是90岁高龄的牟阿姨清楚地讲述了那段催人泪下的经历:

在湘潭时,易俗河当时也没什么好吃的,没营养,大家凑了点钱,买了点豆渣用盆煮着吃。孩子是在柳州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生的,都是日本护士。孩子生后没有奶吃,我就请日本姑娘帮着买葡萄糖、小奶嘴,在医院找了个玻璃瓶喂糖水。当时我有个小蚊帐,撑着小蚊帐,笑平、“小火车”、鲁桂、鲁玲几个孩子都睡在里边,妈妈们在外边,任玉荣、梁玉珍各睡一边。

生完孩子第二天,我就到河边洗大人的衣裤及小孩子的衣服。当时河水上涨(经询问得知这条河的名字叫柳江),因为我最年轻,力气也大,就争着天天下河洗衣服。后来附近的部队及群众告诉我,那些敌人、土匪见了解放军就杀,还出30块大洋买一个南下干部的人头。后来我就不去了,在驻地到处找水洗。不管有多少尿布,都得赶紧洗,赶紧晒。

当时行进途中是绑着孩子走的,用棉衣兜着孩子,用绳子绑在胸前……在湘潭时发了5毛钱,后来我请人花了1毛5买了双鞋,是紫红的,3毛5买了糖给孩子吃。

据南下的杨月华等阿姨们回忆,还有几个从山东一同南下的战友在南下途中生过孩子:冯贵东叔叔和赵印阿姨的女儿,是1949年生在路上;孙明叔叔和王席生阿姨,1950年2月生的孩子叫鲁明;战子俊叔叔和左明阿姨,3月在湖南生下的孩子叫湘生;罗志昌叔叔和李淑荣阿姨,5月在柳州出生的孩子叫罗东,等等。这些孩子随母亲们一路南下、南下……

“南下宝宝”随母亲艰难挺进。慈祥的朱咏和阿姨在回忆录中写道:

直到1950年春天,好容易盼到了通知,有一支200辆运送被服的车队经过,我们可以搭便车。有了武装保护,我们放心地踏上了征途。为了妇女儿童的安全,领导把我们坐的车辆安插在车队中间。这支留守队伍终于出发了。

当时我的工作略有变化。因为孕妇都成了婴儿的母亲,我的服务中心转移到照顾新生的革命后代身上。在这气候多变、风雨无阻的军旅生活中,幼小的婴儿如何抵抗这大自然的严峻考验?因此我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时刻提心吊胆,不敢大意。

我们的行军路线,是绕道广西,再进云南。途经金城江时,宿营在草棚下,这是个临时戏台子。为了照顾孩子与母亲,让他们睡在戏台上,其他人员均在高低不平的泥土地铺草而卧。不料,半夜雷雨倾泻,我从梦中惊醒,发觉自己泡在水中……

天刚亮,戏台上的母亲们就发现孩子身上爬满了大虱子,妈妈们只表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革命母亲的高尚品质,融在了这默默的一笑中。

“南下宝宝”不平凡的往事

“南下宝宝”们2019年聚首。前排(自左向右):鲁玲、“小火车”、瑞云、湘生、晓云,后排(自左向右):云梦、笑平、罗东、鲁桂

“南下宝宝”经历了九死一生。当年在留守处的杨月华阿姨回忆道:

当时路上很乱,我们从湘潭出发,怀孕的坐火车,其余的坐木炭车、大卡车。后来又把怀孕及体弱的留下,我们继续往贵阳走。在贵阳会合后,坐大卡车到沾益,中间遇到几次土匪袭击。前边的部队与土匪打起来,打跑土匪后,留守队伍才通过。

朱咏和阿姨回忆道:

进入贵州独山,此处是土匪盘踞的高山虎穴,土匪与国民党败兵串联在一起,抢劫、杀人。我们的车在行驶途中,发现路边有两具尸体和一辆破车,高山上还有吹牛角的老人在放哨。好在车辆是紧挨着行进的,他们没敢妄动。

李肇秀阿姨是日照人,二大队(专业技术队)的南下干部。李肇秀阿姨回忆:

1949年我和孔庆华(原名周玉真,曾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军邮总局工作,军邮总局在业务上受山东省邮政管理局的指导)结婚,从南京随大部队一路南下。此时我已怀孕,便与大部队一起从长沙走着到云南。当时怕影响行军,也不知道要走这么长时间,穿着棉衣自己坚持走,也不吱声说自己有孕。进入滇黔,翻山越岭,一天走120里,很辛苦,咬牙坚持,终于在1950年2月到了小石坝。

1950年2月底进入昆明,3月4 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孔庆华和我作为省邮电局军代表接管邮政,开完成立大会后,就与其他接管人员及地下党的同志会合,一起开展工作。

3月5日,李肇秀阿姨到医院生下女儿。因为宝贝伴随着母亲一路南下来到云南,所以就取名周南。

行程8000里,经过一年才到云南。朱咏和阿姨在回忆录中写道:

经过长途颠簸,安全到达贵阳。交通工具又一次出现故障,不得不继续等待。最后于1950年7月到达玉溪。

晓云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这一批南下队伍中的婴儿,在服务团战友的热情关心、帮助下,在妈妈们历尽艰辛的温暖怀抱里,跟随部队完成了南下征程,有幸成为西南服务团最小的成员。

据众阿姨回忆,南下很苦,路上很乱,也没什么好吃的,即便有好吃的也没钱买,孩子们大都营养不良,饿得哇哇大哭。从沾益坐火车,7月份才到达小石坝。早先到达的男同志已分配工作了,分到各个地方。大家就带着孩子从小石坝出发,或骑马或走路,去玉溪、武定专区等各县,与孩子的爸爸团聚。

从沂蒙山家乡出发,到达崇山峻岭的云贵高原,母亲们走了整整一年。从浑然不知来到世上,到跟随着母亲成为军营中的一名南下成员,“南下宝宝”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作者:徐瑞云 徐国庆,均系山东南下云南干部后代)


【原标题:西南服务团中的沂蒙“南下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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