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坚决不回头

——父亲郑宗生平琐记

2022-04-06 | 来源:《春秋》| 浏览:


父亲是个平凡人物,没有足以称道的闪光业绩,但他的人生轨迹却值得一写,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子弟历经乱世磨难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个人成长史。

翻到多年以前的一篇日记,是1975年2月祖父来闽探亲时说起的父亲生平,我记下了关键词:“泰和祥米店学徒——纱厂称棉花——石掌柜学徒——读书·扒水沟——上八路军办的商专——南下·受退婚的威胁——坚决不回头——要解放台湾。”这是1940年代父亲在济南以及南下的情况,而父亲经历的人生剧变,还得从他儿时讲起。

父亲郑宗,原名耀文,故乡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郑家辛村(原临淄县郑家辛庄)。临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故都,历史辉煌,物阜民丰,曾被称为“山东首富之县”,而郑家辛则被喻为临淄的“金庄子”,也曾富甲一方。从明末先祖开基大约到清朝乾隆中期,庄里繁衍出几户望族,所谓“郑辛四大家”,我的祖上忝列其中,算是家业殷实的乡绅地主和书香门第。祖父春海,两岁时死了爹,年纪小小就继承了几百亩田产和一落三进豪宅,宅子堂号叫作“慎余堂”,由于祖辈相继出了几位“节妇”,都被清朝皇帝“敕旌表节孝”,所以宅子旁立起几座“贞节牌坊”,上头刻着“贞逾金石”“旌表流芳”之类的大字,堂屋则高悬一块“五世褒封”匾额。

1929年6月,父亲在这个封建大家庭出生。这一年,祖父携全家老小迁往郑辛以南30里外的临淄县城,按其说法是“因避乡下土匪之乱”。清末民初,临淄境内匪患猖獗,祖父年少时就曾遭土匪绑架,此事惊动了当时的临淄县知事(县长)舒孝先,立即派出县警备队,快马疾追数十里,打散土匪,救下祖父。这起绑架事件四乡轰动,也使心有余悸的祖父后来决定迁居县城。

有幸找到父亲于1992写给堂妹郑耀华的一封信,信里回忆了他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其中写道:“城里的家,在(东西大街)十字路口东侧路北,虽然是四合院,与郑辛的‘三进豪宅’相比,就逊色多了,但在当时的城里来说,还是比较阔绰的。温馨的四合院,正房……高挂着我们家的堂号‘慎余堂’匾额,中堂为名人山水,两旁条幅,右是‘忠厚留有余地步’,左是‘和平养无限天机’……整间房屋布置得古朴典雅,富有浓厚的文化气息。”

父亲读书的学校是“闻韶小学”(今齐都小学),这是由清末“闻韶书院”改建而成,被称为“开临淄新式教育之先河”的县立高等小学校。父亲曾谈起过天蒙蒙亮他就和哥哥耀东提着个灯笼,在晨雾中上学读早课的情景。

闻韶小学西去路南,是祖父开的“闻韶书局”,再向西是“西关二小”,父亲写道:“西关二小我有一位很好的同学,叫王民贞,我在《临淄区志》中查到(1947年他在东北长白山牺牲了)。”王民贞比父亲大几岁,13岁时就参加“临淄第三大队”投身抗日。1945年10月随军去东北,任石城区长兼区中队指导员,1947年4月6日光荣牺牲,年仅22岁,石城人民为他树立了纪念碑,称颂他是“瑗河畔上的青松”。半个世纪后,父亲才得知当年好友的下落,不胜唏嘘。

王民贞参加的“临淄第三大队”,大队长是李人凤。父亲给堂妹的信中说:“西关二小,校长是李人风。抗战爆发,他拉起许多青年、学生奔向抗日战场,起初就驻扎在我们郑辛的老家……我和李人风在1949年3月南下途中(安徽凤阳境内)偶然相遇,他详细询问了您伯父的情况(他和您伯父是表兄弟、好友),也表扬了我参加革命的精神。”

李人凤是当年临淄乃至渤海地区家喻户晓的抗日领导人,他于“七七事变”后组织起一支“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军训团”,1938年1月2日在辛店袭击日军,打响鲁中抗日第一枪。随后“军训团”编为“临淄第三大队”,李人凤任大队长。按临淄文史资料《临淄县五次解放的经过》记载:“一九三八年春,李人凤同志领导的这支人民子弟兵……以临淄二区郑家辛为中心,在全县普遍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郑家辛因这段红色历史而光荣。但李人凤队伍在郑辛的驻地所在,查阅临淄乡土和党史资料,均无记载。父亲信中写明“起初就驻扎在我们郑辛的老家”。祖父(即信中的“您伯父”)也曾对我们提及,当年为抗日而献出祖宅,曾受到李人凤表扬,说祖父是“开明士绅”。父亲在家乡的儿时伙伴郑树德老人对当年情况记忆犹新,他告诉我们:1938年春节以前,李人凤就找了你三老爷郑维藩(祖父堂叔)来号房子,在这拉队伍了,就在你们那宅子住着,人凤住在你那楼上。三八年阴历九月十八(1938年11月9日),青州的鬼子来抓他(注:按临淄文史资料,日军这次进犯郑家辛庄,“调遣了飞机、炮兵、骑兵和步兵千余人”),两炮就把你墙垛上的炮台打掉了。房子东院有二层门楼,鬼子来点火烧了。后院,靠着后街,一溜仓库,盛着军装,鬼子点了两把火也给你烧了。人凤撤走了,打那就不在这儿住,去打游击了。所以(三大队)发源地就是在你家里,团部就在你家里住着。

被父亲形容为“祖辈数代苦心营造的宅业”慎余堂,就这样被日寇炮火摧毁,但在此发源的李人凤“三大队”却壮大起来,在郑家辛的9个多月间,队伍由原先“军训团”的百余人发展到千余人,并建起被服厂、军医院、兵工厂,郑家辛成了临淄的抗日中心。1938年7月,“三大队”整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十团”。1949年参加解放福建战役的第三野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前身之一就是山东八路军的“三支队”。后来福州军区的一批将领,如石一宸、陈景三、李曼村、张维滋、张兰厚等,都是从“三支队”出来的。1999年我拍摄福州解放五十周年的电视片《解放之路》,曾采访原福州军区参谋长陈景三。1949年8月,他作为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指挥所部主攻并解放了福州。很巧的是,采访中得知他当年就是李人凤的老部下,属于“三支队第十团”,也曾在郑家辛庄李人凤总部待过。

在日军扫荡郑家辛的大半年前,1938年年初,父亲一家三代开始“逃鬼子”。在给堂妹的信中父亲说:“由于日寇的逼近,城里人心惶惶,许多有钱的人家纷纷外逃,我们举家也逃往‘南山’,我骑着驮子逃进山了……母亲怕逃荒失散,生活无着落,把钞票缝在我的棉衣里。不久,形势平静又返回城里,转而,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乡郑辛。从此,我们城里的家就永久地放弃了”。乡间城里两座慎余堂大宅,一座毁于日军炮火,一座因逃难而“永久地放弃”,父亲少儿时代的优渥生活从此结束。

大约在1939年年初,全家回到暌违十年的郑家辛庄。父亲入读郑辛小学,祖父被推举为校长,两位老师,80多个学生。但学生们已无心上课,小小年纪却都以高涨的热情投入抗战工作。父亲信中说:“这时,李人凤的抗日队伍已发展壮大,地方政府也已组建,各村的群众都发动起来,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我参加儿童团,整天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还跟‘小包袱’(工作组)学唱歌”。郑树德老人是父亲在郑辛小学的同学,他对我们说:“鬼子驻在店子村,离咱这儿四里路。那时候组织得很好啊,农运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我在儿童团当宣传委员,你爸爸是分队长,我经常去找你爸爸,让他送信下通知开会, 这庄送那庄,最急的那个信,信封叠个三角形,插一根鸡毛,叫作‘鸡毛信’,要拿回个收条来,这才完成任务。”

但局势日益恶化,父亲给堂妹的信里写道:“随着日寇的疯狂扫荡,家人整日提心吊胆,夜不成眠,东躲西藏,以避浩劫。地窝里、河洼里、黍秸垛里、瓜棚子里……我都住过。在一次扫荡中,我和您伯父逃往东北坡高粱地,被敌人发觉,一阵机枪扫射,差点丢了性命。” 这段经历父亲曾亲口对我们讲过,说多亏当时村里挖了“抗日壕沟”,爷儿俩是跳进壕沟,才躲过鬼子枪弹,死里逃生。

父亲写道:“以后的岁月,到处逃难,颠沛流离,居无定处,困难重重,生活之悲惨就不堪设想了……为了保护我和哥哥的生命,父母不顾自己的危险,先后将我俩送往济南,寄人篱下。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故乡,开始了独立生活”。

从此,全家祖孙三代人各一方,曾祖母在孙娄店,祖母在索镇,祖父在召口,父亲和他哥哥在济南各自谋生,正如祖父那时期的一首《临江仙·避日寇侵略扫荡之作》所写:“战乱苦支持,颠沛流离,一家五处寄人篱……” 

大约在1941年前后,12岁左右的父亲来到济南。当时,祖母的索镇娘家亲戚苗海南家族在济南办有几家“成”字号工厂,父亲因此进到其中的“成丰纱厂”打工,干的活即如祖父所说“纱厂称棉花”,这是既苦又累的体力活,父亲当时尚未成年,属于童工,扛不住这份劳累,干了几个月就撑不下去了,无奈离开纱厂,到一家粮栈(米店)当学徒。

粮栈商号“德盛昌”,后改称“泰和祥”,掌柜石广增,山东长清人,父亲说他为人正直,颇讲义气,并且知识丰富,“是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人士”。前后约三四年间,父亲寄身石掌柜店中,在其门下当学徒,赶驴拉磨,打箩筛面,日渐成为粮栈的主要劳动力。

少小离家的父亲思乡情切,他回忆说:“当时我虽然来到了比较‘太平’的济南,但在家乡逃难时的可怕情景,不时回荡到我的脑海,因此,整日惦念家人的安危,再加上想家,当夜幕来临,经常偷偷地哭泣。” 所以父亲领到微薄的学徒工钱后,马上想到要孝敬爹娘,但头一次往家里寄钱就出了洋相,祖父说:邮差送了信来,但说要交罚款,因为你爸爸把钱夹在信里寄来,还在信封背面写上“内附壹元”,这叫不打自招,信里是不准夹寄钱币这些东西的,结果交的罚款比他寄来的钱还要多。可见父亲当时虽已早早走上社会,独立谋生,但还是一个多么幼稚的孩子。

父亲因勤快机灵颇受掌柜赏识,1945年初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石掌柜看到父亲身上难得的勇气和正义感。父亲写有一篇《日宪缉查“牛油事件”,舍命奔告掌柜逃生》,文中回忆到,因为石掌柜破坏日本的军需物资,往三菱洋行的“牛油”中注水,遭日本宪兵上门缉捕。危急关头,父亲舍命“越墙而出,奔告掌柜”,使掌柜得以逃脱,躲过一场大劫。而石掌柜也对父亲给予回报,两次作为保人,帮助父亲先后考入省立第一临时中学以及山东商专。

抗战胜利后,父亲于1945年年底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临时中学(今济南三中校址),失学约5年,终于续上学业,重返校园。

入学后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集体抢劫”。战后学校匆匆草创,经费和物资奇缺,要安顿几百名学生住宿,床铺却严重不足,父亲的同学艾支莪叔叔说:“校长就领着我们去抢,到了那仓库,不管三七二十一,撕了封条砸开门,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两个人扛一个,扛回来就铺在地下,那就当了床铺了。这个吃饭问题,校长也带人去抢,那个大米什么的都是抢来的,到省合作社去抢。”这个带头“抢劫”的校长叫刘泽民,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篮球打得一级棒,跟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著名教育家何思源是菏泽老乡,所以“有恃无恐”。艾叔叔说:“刘泽民校长他自己说:我外号叫‘刘土匪’,只要缺什么,我领你们抢去,我没有往自己腰包装,我都给学生了,没什么好怕的!这个校长还是不错的。”

父亲成为这所学校的活跃分子,艾叔叔说,他在军乐队打大鼓,吹小号,特别是口琴吹得很好。父亲也曾自夸,他被济南的广播电台邀请去吹过口琴独奏。在校期间,父亲领头干了件事,即祖父讲的“扒水沟”。抗战后的济南,马路下水道污垢淤积却少人清理,父亲把这个活承揽下来,组织学校的一帮穷学生,用课余时间,把几条街道脏臭不堪的水沟疏通干净,穷学生们自然也挣到了几个辛苦钱,此事据说颇受各方好评。父亲曾说:当时学校国共两党的学生都有,因为我比较“冒头”,所以国民党的学生认为我是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学生认为我是国民党,其实我什么党派都不是,那时有饭吃、有书读就满足得很,根本不懂什么政治。 

1948年夏,父亲即将毕业,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毕业即失业”,艾支莪叔叔说:“毕了业你上哪儿吃饭去?上学的时候好歹有口饭吃,最后吃了橡子面,那可难吃了,可毕了业你连橡子面都吃不上”。困守济南而深感兵力不足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打起这些学生青年的主意,于1948年6月成立“山东青年教导总队”,将它标榜为一所衣食无忧、条件优厚的“新型学校”,因此吸引了5000多名青年学生参加,父亲也在其中。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青教总队”这批“娃娃兵”被推上火线,充当炮灰。所幸在解放军攻城之前,父亲已和大批同学从南门逃到齐鲁大学,脱去“青教总队”军装,穿一件衬衣,加入为躲避战火而出逃城外的市民队列,于9月24日济南解放当天回到城里,成为一名失业青年。 

1948年10月1日,济南解放第7天,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创刊,立即成为当时济南市民万众瞩目的“信息中心”,共产党创办的各种干部学校,纷纷在这张报纸刊登招生消息。10月6日,山东省立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发布招生通告,父亲见后立即报名,参加考试。11月2日《新民主报》登出山东商专录取名单,会计系(后改为“银行系”)347位录取者,“郑宗”名列其中,父亲终于迎来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机。

山东商专直属华东财办,它以原驻青州的“华东财办会计队”为基础扩办,是我党为培养专业财经干部而创建的高等学府,校长由当时的山东省财政厅长、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兼任,主持校务的是副校长陈先(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教务处兼银行系主任是储韦修(后为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第一任行长)。学校设本科、预科和附属银行干校三部分,分在三个校区,共有学生1500多人,全部享受供给制脱产干部待遇,因此,山东商专就成为父亲参加革命的起点。

父亲就读的商专本科,校址在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大院(今山东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济南解放后共产党创办的诸多干部学校中,山东商专的校园首屈一指。当时的“济南特别市敌产清理委员会”也设在旧省府内,而这个机构的主任就是华东财办主任曾山,是否由于这层关系,旧省府这一头号“敌产”,被优先划拨给华东财办的直属学校。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为了建设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共产党对财经工作人才的重视和培养力度。

1948年11月6日,父亲步入“省府大院”到学校注册。这一天,《新民主报》登出《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东北全境解放》的电稿全文,同时报道济南市将举办“庆祝各大城市解放宣传周”,而且要“搞得轰轰烈烈,真正起到教育干部和发动群众认识胜利的伟大意义”。11月9日,宣传周开始的第一天,同时也是商专三天注册后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全校师生的第一项活动,是投入祝捷宣传,当天的《新民主报》发文《祝捷宣传周第一日 全市充满新生气象》,其中写到:“省立商专附属银行干部短期学校,以目前时事为中心内容,配合解放区、蒋管区生活的对比,采取了校歌、话剧、舞蹈、小矮人讲话、武老二等短小、活泼、轻快的形式,并于每一节目活动中,都用巨幅标语说明,现正积极排练准备。今天上午化妆排演一次后,下午即出发活动。”与父亲一同到福建的宋翠霞阿姨、韩文之叔叔,当时都是银行干校的学生,且颇有文艺气质,应该也都是这些节目的参演者。宣传周活动的高潮是11月14日夜,济南全市数万民众“提灯大游行”,人才荟萃的商专学生当然踊跃参加,父亲的口琴想必也派上用场。1945年年底父亲到临时一中,第一个集体活动是“抢榻榻米”,仅仅为了能有一张读书睡觉的床铺。而三年之后,来到商专这个革命大集体,第一个活动则是投入全市党政军民学的祝捷人潮,欢庆伟大胜利,迎接光明未来。新旧对比,何其不同,已然两种境界、两样人生。

父亲和济南的潘鸣贵叔叔是商专银行系的同班同学,潘鸣贵是学习委员,父亲是生活委员,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同住同吃同学习。潘鸣贵回忆录《从山东南下青年到“金融界的老前辈”》写到:“商专完全是延安‘抗大’的办学方式,大会报告,小组座谈,教材大多是油印的,有《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新货币学》、《银行会计》等等。而最重要的课程,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紧跟解放战争的形势,全党上下的必修课。”学校的这种氛围、这些课程,使以往“不懂政治”的父亲,开始学习政治,开始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树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

1949年2月14日,新学期到来,商专召开全校大会,由教务处主任储韦修作南下动员报告,潘鸣贵回忆录中写到:“他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猛,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解放京沪杭地区已指日可待,新解放区急需大批革命干部去工作,希望同学们中断学业,光荣南下,去接管京沪杭。”

动员大会后,校园立即掀起报名热潮,父亲写到:“我毅然报名随军南下”,但他当时面临的困难和选择,恐怕不是“毅然报名”几个字能够概括。

父亲未征求家人意见就报了名。祖父祖母曾因家乡战乱而流落到济南,在父亲考上商专之后返回家乡,但漂泊十年,家中已是四壁萧然,按理应该有个孩子在身边照料家事。父亲原有三兄弟,抗战初期,年幼的弟弟在南卧石避难而夭折。抗战中期,父亲挚爱的哥哥耀东又在明水(章丘)车站突遭战火惊吓而得病去世,父亲于是成为家中独苗,当时长江以南尚未解放,战争还在继续,万一再有个闪失可怎么得了,因此家人自然希望他留在山东,早日成婚生子。曾祖母也已为他订下一门亲事,据说是她娘家孙娄店的王氏族亲,出自书香世家,得知父亲要南下,女方家里炸开了锅,于是如祖父所说,提出“南下就退婚”作为“威胁”。但父亲已不是当年那个因惦念亲人而偷偷哭泣的恋家少年,经历了岁月磨砺,更因接受了商专的革命教育,已成为一个怀抱理想、紧跟时代的热血青年,他铁了心选择南下,因此给家里留下一句有些绝情的话:“坚决不回头。”最终,父亲在济南拍了张头戴八角列宁帽的照片,给家里寄去以作告别,随即“不回头”地踏上南下之路。而父亲并不乐意的那门亲事,也就自然告吹。

1949年2月21日,商专南下队伍在校园集合,800多名师生打起背包,身着各式服装,统一扎着条白毛巾(这是发给每人的唯一装备),列队出发,一路高歌《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雄赳赳步行到济南火车站,于下午时分登车上路,开始南下征程。非常幸运的是,父亲出发前的身影,被同学康清中的相机定格下来:在商专校园,等待出发的队列后面,父亲戴着那顶八角帽,背个白布包,穿一身黑色的棉衣裤,像个新潮的山东乡村青年。南下途中,康清中义务充当“随军记者”,用自己的相机和胶卷,为商专南下队伍留下许多极富信息量的历史瞬间,从那张登车前刻父亲在车厢边的合影照就可看出,父辈当年是乘坐闷罐子和敞篷车厢,情绪高昂地挥别济南,开始南下的。

当时,由2万多人组成的山东南下干部大军中,山东商专属于华东财经办事处的“青州总队”(因为青州曾是华东财办驻地),习惯称为“华东财办南进总队”,总队长是华东财办主任曾山,副总队长是方毅和顾准。父亲所在的商专银行系编为第七大队三中队,原定目标是接管上海金融业。冰冻三月,南下队伍在异常艰苦的安徽怀远农村整训期间,华东军区拨发下来解放军制式军服,草绿色的军装军帽,配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胸章背面印有总队番号,盖着“曾山”戳记,父亲和他的商专同学们正式成为“革命军人”,精神大振。而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军人家属证”,不久后也寄达家乡。

紧随解放大军的胜利步伐向南前进,脚踩泥泞土地,头顶敌人飞机,跨过淮河、长江、途经鲁豫苏三省多少城镇乡村,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一路行军整训,一路宣传学习,历时4个月,父亲的南进总队第七大队后梯队终于在1949年6月奉命由昆山进入刚解放的上海。十里洋场的外滩大马路上,这群军容齐整的山东南下青年,留下了他们意气风发的身影,与南下出发时相比,又是一副崭新面貌。

在上海,父亲和潘鸣贵等人被安排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工作。外滩24号原中央银行大楼,已成为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办公楼,父亲就在这座大楼里工作和住宿,在这里打下他此后8年银行工作的业务基础。能在大上海的大银行里当个干部,无论当年还是今天,都是令人羡慕的。

1949年10月上旬,新中国诞生刚几天,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行领导冯天顺就到上海来要干部,当时“福建省行”行长由省政府副主席方毅兼任,他是“华东财办南进总队”副总队长,等于是向自己的嫡系部队要人。华东区行于是选定包括父亲在内的20余人,通知他们继续南下,支援福建解放。那时厦金战役还没打响,福建全境尚未完全解放,韩文之叔叔当时的《南下日记》写到:“冯副行长告诉我们,福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土匪很多,大家要有思想准备,但大家并没有因困难而却步,也没有因离开大上海而惋惜,大家的心情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就这样,父亲和潘鸣贵、韩文之、宋翠霞、马洪芳、孔昭锦等二十几位商专校友,于10月中旬离开上海,再次南下。

南下入闽,一路紧张惊险,因为一路都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押送在上海印制的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到福建。二十多个同学一杆枪,守护着大小几百箱巨额钞票,由上海乘火车到江西上饶,再转乘运钞部队的军用卡车,百倍警惕驶过山高路险、土匪出没的闽赣边界分水关,经崇安(武夷山)、建阳、建瓯到南平,换乘客轮沿闽江顺流而下到达福州,完成了押运任务,也终于走完南下福建的路程,而山东商专先后入闽校友共有130余人。如果从1949年2月济南出发算起,历时8个月,途经7省市,行程2500里。这个距离今天看来并不遥远,但对父辈而言,却是他们最重要最宝贵的一段人生历程。

1949年11月,父亲和潘鸣贵、苏效良等5位同学,被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行分配到建瓯专区中心支行工作。父亲入闽时经过闽北几个县,见识到山区环境的闭塞落后,对在北方大平原生长的人来说,肯定不是“宜居之地”,但父亲却由此在闽北这块土地扎下了根。

解放初期在闽北工作的情况,父亲直到2010年9月,去世一个多月前,才在福州协和医院里对我们讲起,他说——

在建瓯中心支行,几次到上饶去拉票子(钞票),我们带上驳壳枪,和押运部队一起。过那个分水关的时候,经常看到被土匪打坏的汽车。四天时间才能到南平,下了雨要走五天,担惊受怕,非常危险,我们拉这个票子,责任很重大。

(1950年5月)我到松溪工作,那时县委书记是郭国柱,我在银行,经常叫我去给他整理报告材料。后来让我下乡搞土改,那时我才二十岁,掌握一个大乡,底下有四个乡镇,七十二个自然村,我统统跑了。

土改完了以后,(1952年2月)又把我调到浦城,因为人行行长犯错误下去了,我去顶替他四个多月。尽管浦城土匪很多,但我都跑遍了,带着个手枪,带着一个人,那时候根本天不怕地不怕。

1952年6月,父亲从浦城回到建瓯,担任中心支行营业部主任,在此期间入了党。而我母亲周宜姿,也于1952年10月成为建阳县解放后的第一批党员,母亲1950年2月参加人民银行建阳县支行工作,时年16岁。父亲南下入闽时曾途经建阳,潘鸣贵回忆录中说:“到达建阳县城关,看到县政府方向一大片房子冒着浓烟在燃烧,原来白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建阳城。”母亲的家就在建阳县政府旁的商业闹市西街上,一大家人居住和经商的“魁记布庄”就是遭国民党飞机轰炸而烧了个精光,这跟父亲家乡祖宅的命运很相似。

父母亲约于1954年结婚,而母亲的弟弟周高庆恰好也从浙江某公安干校毕业,母亲于是将父亲给她的订婚礼物——一块英纳格手表给弟弟寄去,父亲附上一封信,其中有句话舅舅记得很牢:“手表、钢笔和手枪是男人的标配”。这句颇有些豪气的话,也许说出那时南下干部心目中标准的“三大件”,应该也是那个年代最赶潮流的“审美时尚”。

1953年父亲又到松溪,担任松溪县人民银行副行长。不知当时一个基层银行领导究竟有多少繁琐公务,母亲说,她分娩那天,父亲临时又有什么事要忙,没顾得上到医院来陪护,以至于母亲产后无人照料,连口热汤都喝不上,饿得受不了,还是邻床的产妇好心分给她一碗米饭。这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公而忘私竟然到这个地步。但是,父亲对他人的事却非常上心,1957年12月,父亲由银行调往松溪一中,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学校有个名叫王一忠的乡下孩子,因家中困难而辍学,父亲得知后非常着急,多方设法,创造条件,终于使他重返课堂,读完高中,考上大学,改变了人生命运。王一忠因此对父亲感激在心,一直把他称为“老校长”。而父亲当这个“校长”是“临时上阵”的,据说因为原先的校长调回老家,县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选,松溪一中却又处在申办高中部的关键时期,所以只好采取“应急措施”,将父亲派去“救火”。

1958年8月,父亲由县委书记秦光提名,由一中调任中共松溪县委秘书主任。他说:那时的干部作风才叫过硬,秦光书记有事没事就对我说,走,下去转转。两人说走就走,一人一辆自行车骑着就下乡了。遇上个独木桥,车子扛上肩膀“车骑人”,就这么过去。

父亲是个摄影爱好者,他的一些颇有价值的老照片,就是在松溪县委工作期间拍的,他用一台当时堪称高档的德国“禄来福来”相机,拍下了农田庄稼的丰收、社员分红的喜悦、田头地脚的现场会、农村的小水电、小书市……虽然谈不上艺术性,但却是那个“鼓足干劲”的年代松溪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场景记录。父亲是这些场景的见证者,也是热情高涨的积极参与者。

1959年6月,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档案资料先进经验交流会”,与离别数年的商专同学潘鸣贵在京重逢,分外喜悦。潘鸣贵此时是崇安县委秘书主任,与父亲岗位相同,两人在会场外留下他们的第一张合影,作为年轻的山东南下干部,他们在福建干得都很出色。

与父亲熟悉或共事过的人,对他的工作精神和聪明才干,大约都是交口称赞的。1960年代后,父亲经历了人生沉浮,职务升降,但无论在哪个岗位,可以说他都能恪尽职守,将工作当成事业,努力干出好成绩。

1960年初,父亲调往福安地委宣传部,不久出任福安专署文化局副局长,主持工作。他在医院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当时地委宣传部长冯光经常带着我下乡,“三年困难时期”,我还带着一个工作组,每个乡每个乡跑,工作组每个人年纪比我都大。我在地区文化局的三年多,办了几件事:一个是贯彻(1962年)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在文化系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那时候我的记忆力很好,传达文件的时候根本不要看稿子;整理畲族文化也是一个,包括畲族民间故事和山歌这些;还有抢救传统地方戏曲,从老艺人肚子里、从坟墓里,把孤本找出来整理,特别是抢救寿宁“北路戏”,到老艺人家里口述,叫人给他抄下来;再一个是办全区画展,松溪一中你老师刘耀炫的画,就是在这个画展上崭露头角;再一个是搞戏剧会演,姚颖华,从上海南下的,当年是上海一个文艺方面的记者,每次会演都是他组织而且评论什么的,后来调到省京剧团当编剧。还有一个群艺馆的馆长。那时我底下才几个人哪,搞得红红火火。

在福安专署文化局,父亲留下了一张很有点“时代气息”的工作照,1960年10月国庆期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隆重出版发行。福建省新华书店的彩车将新出的《毛选》专程送达福安,父亲在地区新华书店大门外,一个简单而红火的欢迎仪式上,喜悦地从省店领导手中接过样书,启动《毛选》第四卷在福安地区的发行。

经历了银行、教育、党政、文化等系统的多年工作后,父亲转到建筑系统,文革前后,相继在松溪县建筑公司和松溪县建委担任领导职务,前者近4年,后者12年,直到离休。

父亲无论身处什么岗位,从事哪项工作,他都全力以赴,忘我投入,以追求工作的完美作为自己的人生快乐。他以一个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事,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但已尽其所能,无愧此生。这应该也是山东南下福建的绝大多数干部相同的命运特征。

父亲1991年5月离休后,到福州安度晚年。而最使他快慰的是,当年一同南下福建的山东同学,已有许多人定居在福州,他们重新汇成了一个大集体。在庆祝山东商专南下五十周年的聚会上,他们再次扭起“胜利大秧歌”,我也最后一次欣赏了父亲的口琴独奏,还是那首当年他从山东一路吹来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白发苍苍的老战友们青春重焕,把弘扬“南下精神”作为人生的最后一项任务。父亲参与了“山东南下干部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的工作,并担任《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名录》副主编,这本书收集汇总了6000多名山东籍南下福建干部的姓名和简历,父亲以八十岁高龄,加班熬夜,在电脑上一字一句敲打出一个个姓名和履历。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也惦念着“南下名录”的进展,最后还从医院的病床赶往印刷厂,现场研究书稿的编排情况。他将这项工作归纳为“工程浩大、功德无量”,为这部书籍付出了自己最后的心血。他于2010年10月22日辞世,最终遗憾没能看到书籍的正式出版,但编委会的老战友们专门为他赶印出一本,在追悼会上安放于他的身边,是告慰也是道别。

父亲就是这样走完他的一生。如今,他的名字和5000多位山东南下福建干部的名字合为一体,镌刻在济南“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的纪念墙上。

(作者郑宏志系福建省东宇影视公司艺术总监, 郑明志系福建省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秘书长)


【原标题:南下,坚决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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